如同习惯一样，道德也是一种社会自生规范，是社会规范体系中一种很重要的规范类型。
但在现实中，我国行政机关还有很大的自主空间，行政活动距离法律保留的要求还较为遥远。二是着眼于行政许可实施中是否满足行政许可条件的相应法律后果，探讨行政许可的中止和退出等机制。
针对这些行政许可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编写的法律释义指出，本条规定，有权设定行政许可的机关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应当明确规定实施机关、条件、程序和期限，主要是解决目前行政许可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作的规定。从设定规范内部关系的面向来看，在兜底模式中，作为兜底条件的有关规定或有关部门指向不明，不符合兜底条款设置的同质性规则。从既有立法模式来看，由于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基本上都是行业立法，一般由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负责起草，再提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或者提交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立法过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部门立法，实际上，部门立法也是国务院最终协调和全国人大最终审议的，部门起草法律不可避免就有部门的色彩和因素，而基于部门利益的考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难免倾向于将《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法定许可条件通过模糊化的立法技术（包括授权规定、兜底条款、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等）转化为行政机关自行制定的许可条件，无形扩大了行政机关的权力。行政许可条件设定的优化进路，也需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着眼于行政许可条件设定在设定规范——法律条款——单项条件形成的闭环逻辑，构建层次化的确定性规则体系和设定约束机制，实现从恣意的权力之治到约束的法律之治，从抽象的原则之治到相对确定的规则之治的制度变迁，并平衡行政许可条件设定的确定性规则与现代行政所必需的灵活性之间的关系。二、行政许可条件设定的确定性规则与多元模式法律一般由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构成，法律规则的基本特征是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进而实现法的安定性。
明确行政许可的具体条件，可以防止行政许可实施机关随意增减许可条件，将行政许可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演变为是否符合行政机关自行制定的许可条件。在我国，由于《立法法》所确立的多元法律规范以及《行政许可法》中行政许可设定依据的多样性，再加上立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宽泛授权以及无限扩权的兜底条款，行政许可条件设定的明确性规则显得尤为弥足珍贵。⑤四是，从行政协力角度加以界定。
本文论证了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重大意义，厘定了其基本定义和性质，阐释了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正当性、必要性，并结合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现实状况对我国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思考和建议。行政相对人承担协力义务，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应遵循关联性、必要性、比例性的原则。相应而来的问题是：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为什么存在?其存在是否正当?其存在是否不可或缺?这也是本文力图论证的重点和制度构建的基点。正如台湾学者陈春生所说：增加行政与相对人合作，可以减少因法规范之不确定观念带来法不安定性，同时亦可避免潜在之冲突，降低事后法律争执之可能性。
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在我国经由疫情防控的推进中，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实践画卷。显然，德国《环境评估法》扩展了企业的协力义务，要求企业承担与事实有关的调查和评估，似乎有违法不强人所难的经典法谚。
三是，从举证责任角度加以界定。在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是否必须有法律的明确依据问题上，仍存在争议。2.行政相对人对协力义务的拒绝权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力义务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行政相对人能否拒绝履行协力义务。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可能承担相应的强制措施。
对于违反协力义务的自然人，其承担的行政处罚一般是警告、责令改正等训诫罚，或者罚款处罚。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设定出发点正是基于维护社会公益之考量。(32)所谓拒绝权或抵抗权，通常是指人们所拥有的、在必要时对其国家法律所产生之义务采取不服以及抵抗行为的权利。有学者认为，对于剥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行政职权以及专有职权的行政协力，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以规章不违反法律、法规为前提)的依据……在另外一些行政事项范围内，只要不违背法律精神和法律目的，即可实施行政协力行为。
如果行政主体所为的行政行为受到相对人怀疑而得不到落实，那将会严重影响行政效率和管理目标的实现。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具有合目的性。
不予采纳就是对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的否定性评价。这些规定和要求，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热议。
这里的接受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如实提供都是对单位、个人明确提出的协作要求，在学理上被认为是一种协力义务。(一)现有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概念的梳理目前，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主要有：一是，从行政主体角度加以界定。私人主体是否有信息公开义务?行政相对人可否拒绝提供(出示)?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良法善治是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28)也即，典型的国家公权力行使的核心领域，或者涉及社会重大公共利益的，都不能被列入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范畴。例如，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因防控需要，行政相对人经常需要提供、主动出示行程信息、健康信息等。
义务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对行政相对人课以义务必须慎重、正当。(二)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必要性分析第一，弥补行政主体局限性之需要。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4条、《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分别规定了国家支持和鼓励行政相对人协助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参与传染病防治。(31)笔者认为：第一，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需依法设置。
但是，总体而言，目前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有关规定存在着不系统、不细致、法律责任欠缺等诸多问题。例如，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期间，若对违反协力义务的行政相对人仅处以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处罚力度显然不足。
第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需依法而行。(15)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是协力行政的一部分。(一)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正当性分析正当性问题是行政相对人承担协力义务的先决条件，即行政相对人因何被课以协力义务。协力义务的设定，应坚持对行政相对人基本利益最小损害的原则。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处置的难度明显加大，单单依靠政府，是难以完成全部的防控、处置的，需要充分借助行政相对人的配合、协助，形成政府—民众—社会多元治理结构，方能高效回应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严峻挑战。以纳税人协力义务为例，设置纳税人协力义务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纳税人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基本权利。
二是，明确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基本原则。所谓协力，本身就含有同心共同努力的意蕴。
正如《传染病防治法》的起草说明所指出的，传染病威胁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因而防治传染病也应当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这些界限与原则，在英美法系中主要表现为正当程序和最小侵害原则的限制，在欧陆法上则主要表现为要受到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的约束。
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反之，在协力行政中，若公权力主体、行政相对人增进合作将显著节省行政成本。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力义务，应当具有可期待性。其二，协力义务的履行不能明显不利于行政相对人。
例如，《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在街道、社区、乡(镇)、村可以聘请药品协管员和信息员，协助进行药品质量监督，正是基于克服基层监管部门人手少、乡镇以下没有监管机构等实际困难的考虑。⑧行政法上的义务是指特定的法律主体通过或根据法律规范被要求从事特定的作为、容忍和不作为。
例如，有亲属婚姻特权、法律职业上的特权，或者其他有私生活密切交往者，可以对其协力义务予以豁免。目前，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第一，不利推定。
(34)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兼具权利和义务属性，既是权利亦是义务。近日，全国至少有10地发出通告：没有接种疫苗的，将影响出行、孩子暂缓上学、停发工资。
